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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讲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伙伴。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另外,一个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后,每个人的贡献就不容易体现出来,大锅饭现象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一些员工虽然有很好的想法,也懒得费功夫去推动它,因为自己多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能多得百分之几的奖金。偶尔出来一两个人试图推动一下,又会发现在大公司里阻力很大。因此,有些员工一旦有了好的想法,宁可自己出来创业,也不愿贡献给自己的公司。这两个问题在硅谷普遍存在,而思科是这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公司。巴黎人电子游戏网站AT&T在很长时间内垄断美国并且(通过北电)控制加拿大的电话业务。一九八四年,根据联邦反垄断法的要求,AT&T的市话业务被分出去,根据地区划分成七个小的贝尔公司。七家小贝尔公司从事市话业务,而AT&T公司从事长途电话业务和通信设备的制造。贝尔实验室划给了AT&T,从贝尔实验室分出一部分,称为贝尔核心(BellCore),划给七家小贝尔公司。不久,贝尔核心因为七个和尚无水喝,很快就推出了历史舞台,这当然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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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1982年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EuropeanConferenceofPostalandTelecommunicationsAdministrations(CEPT)提出了数字移动通信的标准GroupeSpécialMobile,简称GSM。后来这个标准流行于世,欧洲又把它改称为GlobalSystemforMobilecommunications,因此很多人以讹传讹误以为GSM是后者的缩写。1989年,该标准被提交到欧洲电信标准局,第二年便成为欧洲后来乃至成为世界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GSM的技术核心是时分多址技术(TDMA),即将每个无线频率均匀地分给八个(或者十六个)手机用户,每个用户交互地占用八分之一的信道时间。(注:人们通话时,语音直接的间歇时间其实很长,只有语音编码做的合理,就可以几个用户共用一个信道。)GSM实现简单,在成为欧洲标准的第二年,即1991年,就由爱立信和一家芬兰公司架设了第一个GSM的移动通信网。两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几个国家采用GSM标准,今天,GSM占世界手机用户的80%,据称达20亿用户。巴黎人电子游戏网站麦金托什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买得到的、拥有交互式图形界面并且使用鼠标的个人电脑。它的硬件部分性能略优于同期的IBMPC机,而它的操作系统领先当时IBM-PC的操作系统DOS整整一代。后者是命令行式的操作系统,用户必须记住所有的操作命令才能用计算机。今天,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交互式图形界面的Windows时,如果要我们退回到DOS,我们会觉得很别扭。麦金托什和IBM-PC当年的差别就有Windows和DOS那么大。除了界面上的差别,麦金托什操作系统在内存管理上有DOS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后者实际可用的内存始终局限在640K,而前者没有任何限制。麦金托什一出来就卖得很好,因此无论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商业上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的公司眼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微机在苹果公司的眼里和在微软的眼里完全不同。严格地讲,苹果其实不能算是一个计算机公司,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在苹果眼中,计算机不过是新的电子产品的一种,当然苹果要把它做得越新、越酷越好。在这个前提下,苹果公司为工程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其产品经理重视产品的品位。这些都是苹果基因中好的部分。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过于宽松的环境可能造成许多无谓的探索,做了很多对用户没有帮助的事。只注重产品的时尚,可能忽略用户的基本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一键鼠标,虽然很酷,但是毕竟没有微软的两键/三键鼠标好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麦金托什已经做得非常好、领先运行微软DOS的IBM-PC机整整一代时,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仍然还在想方设法地在上面加功能,最后把当初世界上最好的PC机麦金托什搞得越来越封闭,使得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差点死掉。而盖茨对PC机的理解和苹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计算机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工具,并且把“让计算机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微软关心的是如何让产品改变人们生活。对微软来讲,功能比时尚更重要,因此它开发Windows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一个大的团队负责一组菜单里的功能,里面每一个小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功能。在这种严格的分工下,人的创新就受到限制,但是却保证了产品朴实无华、能按时开发出来,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谜底,这到底是哪两家公司。第一家是通用电气GE,第二家是惠普,这是世界上电子行业两家最大的企业。考虑到GE不能算一个纯粹的IT公司,那么惠普可以坐上IT行业营业额的头把交椅。本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微机厂商,惠普本来应该是微机革命的最大获利者,但是这近二十年来它走到摇摇欲坠。其原因何在?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AMD坐第二把交椅。虽然AMD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AMD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

天使投资(AngelInvestment)本质上是早期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简称天使,常常是这样一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人以前成功地创办了公司,对技术很敏锐,又不愿意再辛辛苦苦创业了,希望出钱让别人干。在硅谷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的想法就是“不愿意当总(经理),只肯当董(事)”。当然,如果只是工作时间长一些,还可以忍受。硅谷失业的压力要比美国其它地区大得多。到了经济不好的年头,这里的失业率会率先攀升上去。记得网络泡沫破碎后的两年,在硅谷中心的圣塔克拉拉县(惠普、Google、英特尔、苹果、Yahoo、Ebay、微软、太阳等公司都在该县),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七,远高于全国百分之五的平均水平,这还只是有资格领救济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即拿绿卡的),并不包括很多持有H1B工作签证的人。很多人一年以上找不到工作,被迫离开硅谷,有的去了美国东部,很多移民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海归的高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很多人为了使技术不荒废,宁可不要工资工作。(在硅谷,如果雇人的公司发现一个申请者半年以上没有工作,就会很不愿意雇佣这些人,因为公司会觉得这个申请者要么技术已经荒废、要么自身条件不强,否则为什么半年还找不到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在2002年创立了一个小公司,打出招人的广告,讲明是没有工资的。(当然,用了一个好听的说法叫“合伙创业”,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是废纸的股票)居然在短短的几天里收到上百份简历,其中很多是水平超出要求的(OverQualified)工程师。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什么时候裁员裁到自己头上。很多时候,不是个人本事济不济的问题,而是整个部门被裁掉甚至整个公司关门。覆巢之下无完卵。但是,今天的太阳公司,不仅人数规模、市场股值、办公面积远不能和当年相比(能人都走了,办公楼也卖了,股票一落千丈),而且彻底退出了IT领域霸主之争。太阳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2000年达到顶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而走下坡路只用了一年,足以令经营者为戒。亚洲制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限制利润率,而且还在于亚洲公司参与制定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佳能和爱普生等亚洲的竞争者,惠普或许还有可能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一劳永逸地挣钱。现在,它不仅要和日本公司面对面的竞争,去挣打印机本身那点蝇头小利,而且一劳永逸挣墨盒钱的财路也被断了。为了抵消亚洲制造的冲击,欧美公司十分鼓励和支持代加工即OEM似的亚洲制造,这样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但是会千方百计阻挠亚洲公司打自己的品牌,因为这样会对它们产生威胁。可以这样讲,美国公司很喜欢OEM大王郭台铭,不太喜欢松下幸之助和华为的任正非。

Google研究院主任、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资深会员(Fellow,中文有些地方翻译成会士)、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威格博士(PeterNorvig)讲,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后,就无法再使市场占有率翻番了。这几乎是任何人都懂的大白话,但是却道出了许多跨国公司兴衰的根源。无数的图书、报纸、电视和今天的互联网,讲述着这样一个关于硅谷的故事:“有两、三个缀学的大学生(最好是斯坦福的),有一天在车库里甚至是不经意发明了一个什么东东,马上来了几个(没头没脑的)风投资本家,随手给了他们几百万美元。两年后,这几个年轻人办起的m公司就上市了,华尔街欣喜若狂,也不管它有没有盈利,当天就把它的股价炒了三倍,这几个创始人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跟着他们喝汤的员工们也个个成为了百万富翁。接下来,他们盖起百万千万的豪宅、开上保时捷甚至法拉利的跑车。每个人又甩手给母校盖了栋大楼,于是张三李四王五的大楼就到处都是了。”我不能说这种宣传的事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它还不止一次发生过,只是这种的几率比中六合彩大奖的概率大不了多少,但绝对比被汽车撞死的概率小很多。(事实上,世界上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达一百二十万,但靠创业发财的可没有这么多。)在硅谷,赶上上述这样机会的人,被称作中了“硅谷六合彩”(SiliconValleyLottery)的幸运儿。虽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故事的新闻效应很大。媒体和华尔街乐于塑造出一个个传奇人物和公司。二三十年前年轻人的偶像是乔布斯,后来是Netscape的吉姆.克拉克(JimClark)和雅虎的杨致远和费罗。这十年是谷歌的佩奇和布林,以后可能是Facebook的马克-祖克伯格(MarcZuckerBerg)。这些成功人士的传奇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创业的梦想,就如同好莱坞的明星带给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明星梦一样。这正是风险投资资本家和华尔街所希望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创业的游戏,投资者才能有好的项目投资。巴黎人电子游戏网站今天知道仙童公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它在半导体历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仙童半导体公司是从夏克利半导体(ShockleySemiconductor)“叛逃”的科技史上著名的“八叛徒”(TraitorousEight)创办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定理的提出者戈登·摩尔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仙童半导体公司在五十年代末制造出世界第一个商用半导体集成电路。(注释:对于是谁第一个发明集成电路,现在仍有争议,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比仙童的早,但是,仙童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实用产品的)尽管现在仙童公司早已江河日下了,但是每一个计算机用户一定知道它的两个孩子—英特尔公司和AM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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